李源潮的中组部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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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干部大交流到差额票决再到组工系统再造，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默默地搅动一场深层次的变革。

2011年初，132份干部人事档案完成了京畿与外埠之间的快递。从中央机关和地方政府中各挑66名正局级干部交流任职，中组部于2010年夏天酝酿的“进一出一”大手笔，终于在岁尾年初央地干部的大规模双向交流中画上句号。

4万司局级官员新路

中央“空降”地方的66名干部中，来自5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是各部委的“后备干部”。大多省市区都分配了两名京官，也有几个省份更多，比如陕西分配3名京官，广东和福建也各分配了3名。这些原本职位并不显赫的京官到地方后，多主政一方，其中任职市委书记21名、市长20名。

而从地方报名选出到京任职的66人，由于分布较广，交接复杂，其赴京培训班比京官赴外培训班晚了两个月。

在先后这两个培训班上，中组部部长李源潮称此举为疏通不同领域的干部交流拓宽了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交流干部的行政关系、组织关系、工资关系都要转到任职单位，干部考核不再由原单位进行，而是由新单位考评。这种全新的人事生态，是自革命时期调配干部，以填补革命空缺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人事集体行动。

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坦言，中组部此举在于求解京官中日益突出的“三门干部”问题。据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介绍，中央和国家机关厅局级领导干部中，高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的比例高达44.6%，而具有县、乡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仅占12.5%。大多数人都是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政府的“三门干部”。

“三门干部”背后，存在一个制度弊病。以往，中央机关的局级干部，由各部委党组管理；地方的局级干部，则由省委组织部管理，由此形成了央地局级干部的分隔局面。

去年，国土部部长徐绍史通过对机关干部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组织人事工作最突出问题是干部交流、流动不够。即使认识到问题非常严重，部委党组对此却无能为力，因为它只能决定各司局、各直属单位正副职系统内的交流轮岗。按照有关条例，副部级以上干部的调整、交流，决定权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而司局级干部的管理，则给中组部留下了广阔的施展空间。

2010年6月，中组部专门下发通知，计划到2012年上半年，全国4万余名司局级干部全部培训一遍。外界称，此举将为局级干部全国性交流制度化打下基石。

干部增量困境

对于去年局级干部大规模双向交流，一位部委人士在总结时表示，“现在是中直干部愿意下地方主政一方，而地方干部不太愿意来，因为京城干部多，空间小些。”

此外，一位地方官员提醒，目前，干部双向交流仍限于司局级，省内的交流仍还是挂职，地方县市的处级及以下干部，还是难有机会往上交流或升迁。一位镇长统计了下，5年内镇长或书记中升到县委常委的只有7个，“估计我这辈子，怎么努力干，也没戏了。”

该镇长还对记者表示，中组部作为全国各级干部的娘家，应当对各级干部一视同仁，“你关心中直机关的干部，有权的部门和领导就借机关心他的秘书和身边的干部，其他干部都被靠边。希望中组部能建立全国上下统一的，有利于调动各级各行业干部积极性的交流机制。”

现在全国科级干部大约有90多万人，处级干部60多万人。“处级干部中只有大概10%-15%的比例能够在仕途上继续升迁，剩下的就形成了所谓的‘天花板’干部群体。”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李军鹏教授称。

为解决基层干部的上升通道，去年出台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要求，到2015年，中央机关和省级机关工作部门领导班子成员中，具有基层领导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一半以上；中央机关司局级领导干部和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中，具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应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但2010年大批局级干部的存量平衡，仍未能解决干部“能上不能下”带来的增量问题。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需求的无限性与政府机关领导职务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摆在了中组部面前。

干部选拔机制改革

通过干部交流形成鲇鱼效应，以破解基层干部的出路难题，这还不是李源潮最耗心力之事。

在李源潮的改革表中，放在最重要位置上的是，改革干部提名制和实行竞争择优。显然，这里面所包含的“干部能上能下”，是更深触及每个干部切身利益和灵魂深处的革命性动作。

中共十七大第一次提出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八字方针：民主、公开、竞争、择优。并相应在一些地方进行了扩大党内民主的试点，内容包括公推公选、扩大差额提名、党代表常任制等。但负面现象也伴随而来，包括请客吃饭、拉帮结派，一些官员怕丢票而不敢严格管理。一时间，质疑声四起。对此，李源潮力排众议。“民主不能倒退，选人用人要靠制度，不能光靠伯乐，还是要重民主制度机制。”他表示，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要用新的改革办法来解决。

2010年，李源潮在向各级组织部解读《规划纲要》时，针对一些地方“一把手”指定提拔人选，提出要民主提名、公开提名、责任提名，进而推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探索差额票决。“差额选拔是选择民主，就是组织上提出差额候选人，让干部群众选择决定，这是党管干部与民主机制相结合的一种形式。”李源潮说。

这是中共人事体制改革今后10年的目标任务。李源潮告诫下属，现在，改革已经到了好干的事情几乎已经都做过了的阶段，剩下的多是难啃的骨头。“千万不能把政治性非常强的事当作事务性工作来做，如果不集中力量，就很难推进。”

在外界看来权力显赫的组织部门，实际上有时处境也颇为尴尬。“发现人才、举荐人才，是组织工作的重要责任。前者好办，是工作能力所及，但后者需要敢于坚持原则，因为‘一把手’往往有自己的想法。”一位组织系统人士说。

李源潮这一系列改革举措，拓展了干部选拔任用的操作空间，有助于中组部摆脱尴尬处境，甚至有可能成为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再造”组工系统

在中组部任职三年，李源潮不仅以一系列改革动作吸引了外界的关注，还以同样的铁腕整治“吏部”，促成组工系统自身的剧烈变革。

综合三年来的公开讲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说“危言耸听”的话，最多的莫过于李源潮。

2008年2月29日全国组织系统开展“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活动视频会议，被称为是一次内部整风。他无所顾忌地批评，“在我们组工队伍中，口大气粗、律己不严，拉拉扯扯、交友不慎，跑风漏气、封官许愿，以权谋私、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之后的干部监督工作联席会议上，李源潮要求，“用人上不正之风具有很强的顽固性,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风，必须有更强的战斗力。”此后，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他多次重申，重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这样旗帜鲜明的表态，在组织工作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实属鲜见。”前述浙江组织人士说。

2009年，中组部第一次把专题培训班直接办到县委组织部长。“长期执政使一些干部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基层、脱离群众。”李源潮在培训班上直言，“如果我们不全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干部就可能变质，党就可能瓦解，人民共和国就有覆亡的危险。”组织系统人士称，这样严厉的措辞和这样坚决的态度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彰显了他严厉整治官场的决心。

从2008-2009年，中组部委托国家统计局连续三年在党内开展全国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抽样调查，将工作评估与外界感受挂钩。三年间，中组部各局局长几乎全部进行了更新，且基本由外部调入，甚至从非组织系统调入（包括湖南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贺家铁调任中组部干部监督局局长；原甘肃平凉市委书记马学军调任中组部干部二局副局长等），这几乎是2010年132个局级干部双向交流的先行版。

央地组工干部交流开闸，各省级组织部长也进行了密集调整。“其他系统的人可以进来，里面的人可以出去，中组部的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气息和波动，原有的预期都被改变了。”一位中组部人士隐晦地说。

2010年干部子女就业方面不断被特殊安排的消息频密曝光，人事制度压力继续攀升。2011年1月，李源潮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组织人事制度鼓与呼》一文寄语中，针对组织人事部门“只做不说”的习惯做法和“任人评说”的思维定势，强调要建立透明开放的工作体系。李源潮还在多个场合呼吁，“公开才能换得公信”。近两年，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深圳市长许宗衡，中移动原党委书记张春江涉嫌严重经济问题、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等部级干部的违纪信息，都是由中组部第一时间出面证实，显示其对信息公开的重视。